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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澳洲遭遇车祸

时间:2021-01-11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不详    作者:佚名 - 小 + 大

马一青

来澳洲17天了,墨尔本、堪培拉、悉尼的美丽风光和异国情调让我大开眼界。这天,我们准备去海边玩,顺便再去看几个画廊。

去海边的路特别陡,每上一个坡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风景,特别壮观。海边的房子大部分是红色的屋顶,配上那蓝蓝的海水和绿绿的树木,显得格外美丽。海水清透得可以看见深处的草儿,海风凉凉的,吹来格外舒服。我们走一路看一路,不时地下车照相。孰料,乐极生悲,车开得过快,又一次上坡时,为了躲开前面的车,我们的车一刹那间从2米5的坡上冲了出去,冲开了崖边的栏杆,重重地摔了下来。

当时一阵蒙,就觉得车子向下俯冲,接着,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,一辆警车已经停在旁边,两个年轻的警察验过我们每个人的护照,检查了汽车的损失情况,便开始询问情况。当他们看到我的伤势时,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

担架是平板的,医生在我的脖子上做了一个固定套,才把我抬上了担架。上了救护车,两名救护医生马上给我插上了氧气,剪开了我的左衣袖输液,又剪开右衣袖开始量血压、打针。他们每打一针,都告诉我用的是什么药,还问我对什么药物过敏。我让儿子转告自己的过敏史,医生听了以极快的速度在我的手腕上套了一个写着“penicillin(青霉素)”的红色手环,表示我是penicullin过敏者。两个医生没有多少言语,动作娴熟,不慌不乱,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到了医院,担架车以极快的速度把我推向抢救室。

那里已经有许多医生在等候,他们迅速给我插上氧气和监护器。主治医生拿着小手电筒在我的眼睛前不断地照,看我的瞳孔放大没有,我极力配合他睁着眼睛。打了止痛针,我特别迷糊,还是坚持醒着,有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支撑着我。医生不停地让我的脚、腿上下活动,不停地让我双脚蹬医生的双手,让我的双手不停地握着医生的双手。二个医生这样反复对我进行测试,一刻也没有停止,还不停地问我问题,看我醒着没有。医生们每说一句话,都看着我的表情,我就死死地盯着儿子,让他赶快翻译给我。

从CT室回来,大家在等着结果,医生们还是不断地活动我的腿和脚,活动着我的双手。又过了一会儿,CT片子送来了。医生看了我的片子,似乎情绪好了点儿。大家在说着什么,儿子告诉我,我的第七节腰椎压缩性骨折,腿没有问题。医生告诉我和儿子,车祸遇难者多半会瘫痪,我真的很幸运。

当医生宣布了这个消息,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欢呼起来。虽然遭遇了不幸,可那一刻医生和护士的情绪却让我永远沉浸在感动之中。

进了脊椎科监控室,医生、护士告诉我这两天输的液体是盐水,后两天输的是钾和葡萄糖,打的针是止疼的,吃的药是止疼的。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透明的,病人什么都知道。我让儿子问医生,怎么没有消炎药啊?医生笑着反问:“你哪里发炎了?”我一脸的茫然。

我的主要治疗方法就一个字:睡。医生说了,必须在床上平躺四周,一步也不许下床。

那一夜,腰椎疼痛令我没法入睡,我一直醒着。护士每隔4小时给我打一针、吃一次药。每次吃药,护士都会倒好水,插上吸管,看着我马上吃药。吃完药,护士才离开。

每隔4小时会来两名男护士替我慢慢翻身,可能是怕我长褥疮吧。男护士来时总是乐呵呵地叫着“ma,ma”,那副快乐的表情让我顿时放松了心情,疼痛也因他们的快乐暂时忘却。特别是深夜,他们的到来真像是一缕阳光。

每天半夜2点、上午10点、下午2点,都有两名男护士拿来一个长架子,架子左右有扣子,放到我的床上,从我身体下面插入塑料板,扣在长型的架子上,然后一个小的十字吊车将我吊起来。我想,这可能也是为了让我不得褥疮吧。

那晚,我和儿子讨论着医疗费的事情。早就听说在澳洲治病是非常昂贵的,我们研究着明天怎样离开医院。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。

第二天早上,主治医生8点准时来到我的病房,儿子给主治医生谈了我们住院费的困难,要求出院,甚至告诉他我们可以去中国进行中医治疗。他听了马上怒气冲冲地说:“这个病人只要离开医院,就会骨裂加长,引起瘫痪,绝不能出院!”他又问我们出国时购买了人身保险没有,我们回答说没有买。

劳夫勒博士说他会想办法的。他打电话叫来了社工。社工仔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,问了车是哪个保险公司的。过了半个小时,社工回来了,他告诉我们,保险公司答应住院的全部费用由他们赔偿,并让我们填写了一大堆表格。住院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这种医生帮助病人解决医疗费的事情我还是头一回遇到,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

在澳洲,护士的工作是非常繁杂的。一个护士看管4个病人。医院里没有护工,护士的工作包括打针、吃药、给病人洗脸、喂饭、擦澡、倒大小便。你只要按铃,护士就会马上来到你的身边。当然护士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。

到了第四天,我可以吃一点东西了。有一个黑人护士,一到吃饭时间就来喂我吃饭。她把牛排、土豆、胡萝卜切成小块,叉在叉子上,一口一口地喂我,吃了几口,我摇头表示不想吃了,她却说着“NO,NO”。吃完饭后,她又给我剥好香蕉,打开酸奶,直等我吃得干干净净,她才离开。三顿饭顿顿如此。黑人护士给我喂饭时离我那么的近,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黑人姑娘。黑黑的皮肤、卷卷的头发、火火的眼睛、黑黑的手指和红红的掌心以及微笑的嘴巴一她原来是那么漂亮。

我遇到的其他护士也是这样。我不由地和中国的护士做了一个对比。

在监控室里的那七天,悉尼又遇高温,天气特别热,每天下午,我都是满身大汗。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希腊女护士,每天下午5点钟端来一盆热热的水,给我把全身擦一遍。擦完后是那么的凉快。我能看出来她每次给我擦腿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,一种心疼的表情,因为腿的伤口特别大,她怕擦痛我,总是慢慢地擦,还不时地看着我的表情。由于语言的障碍,我们没有办法交流,只是会意地笑一下。那些天,我一到下午就盼着她的到来,在异国他乡,我仍然能体会到家的温暖。

在骨科,我遇到了病友Shelly(雪丽)。她是香港人,早年在广州读书,所以中文说得很好。骨科还派了一位中国护士照顾我,她叫燕子,是一个上海姑娘,来澳洲读护士专业,现在在这家医院工作。我想,这也许是骨科对我的特别关心吧。

我和Shelly常聊着些琐碎的家事,让我们两个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的心连在了一起。她的儿子凯文今年8岁,十分可爱。他每个星期天来病房看她的妈妈。这个长着中国面孔的孩子竟然不会讲汉语。凯文每次来都和我讲几句蹩脚的汉语:“你好!”“吃饭没有?”发音完全是一个西方孩子,十分好笑。

一天早上,天气特别好,窗外的阳光直射在病床上,暖洋洋的。病房来了几个红十字会的义工,是三个打扮得体的老太太。她们如同天使一般,看上去都有60多岁了。她们化着淡淡的妆,涂着口红,穿着品红色的T恤衫,T恤衫上绣着红十字会的标志。她们满脸笑容地来到我的床前,不停地说着什么。Shelly告诉我,她们是红十字会的义工,免费为病人修指甲。她们为我修好指甲,涂上红红的指甲油,还在我的胳臂上涂上护肤霜进行按摩,又帮我剪了脚趾甲,按摩了脚。Shelly告诉我,她们每两周来医院做一次义工,来医院的目的就是要为病人减轻痛苦,带来快乐。

在我住院的第23天,主治医生Maroof(马鲁夫)看了我拍的第三次片子,通知我:你的骨头长得特别好,可以进行康复锻炼。

那天来了两个护士,慢慢地扶我起来,我头特别晕,觉得病房在旋转,脚似乎踩在云彩上了,无法着地。我好半天才调整好平衡,坐在了凳子上。护士长跑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又竖起大拇指不停地说:“Excellent(非常好)!”

当我坐在轮椅上被护士长推到过道时,护士们看见了我,个个都过来和我握手、拥抱,不停地说着“Beautiful,Beautiful。”特别是一直照顾我的燕子,紧紧地抱着我,那种高兴就像她自己病好了一样。我的情绪也和她们一样兴奋,紧紧地握着她们每一个人的手,不停地说:“Thank you!Thank you!”那一刻真是太高兴、太幸福了。

经过几天的康复训练,我终于出院了。25天,相对我的一生来说,只是一个瞬间,可是,这个瞬间留给我的,却是一次巨大的改变,在这25天里,我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,而未来的日子里,我也会将这从澳洲带来的微笑和激情在我的生活中延续。

(摘自《现代妇女》2009年第10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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